翻开二十年前的照片

我叫程意。二十年前，我是县状元，但我落榜了。我去北京，从地下室教起，

成了小有名气的金牌教师，嫁了人，生了子，以为人生就这样了。一场行业风暴，我离了婚，

一无所有地回到老家。却发现，我的母校光荣榜上，有一个也叫“程意”的老师，

她上了我当年报考的师范大学。所有人都说我疯了，说我记错了。他们不知道，

我从不记错任何事。尤其是，关乎我自己人生的事。顶替者的父亲是副县长，权势滔天。

没关系。当年被我拒绝过的学生家长，那个开着军牌车的男人，给我递来了一支烟。

他说：“程老师，想让谁消失，跟我说一声。”我的复仇剧本，该开场了。1.那年夏天，

我没考上大学我叫程意。一九九八年夏天，我落榜了。成绩单发下来的时候，我妈哭了。

我爸蹲在院子里，一根接一根地抽烟。我也没比他们好到哪儿去。手里的那张纸，

分数低得可笑。和我自己估的分，差了快一百分。班主任拍着我的肩膀，一个劲儿地叹气。

“程意啊，发挥失常了，太可惜了。”“明年再来一次，你肯定能考上最好的师范。

”我没说话。我知道自己没失常。从考场出来的那一刻，我心里就有底，

每一道题的答案都清清楚楚。可分数就在那儿，白纸黑字。我们家穷，再复读一年，

我弟的学费就没了。我爸把家底都掏出来，说：“闺女，去复读，爹砸锅卖铁也供你。

”我摇了摇头。那天晚上，我把书本全都捆好，塞进了床底下。然后，

我揣着兜里仅有的三百块钱，买了一张去北京的绿皮火车票。站票。火车开动的时候，

我看着窗外倒退的黄土地，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当老师这个梦，就算是在北京，

我也得给它续上。我没告诉爹妈，这个决定有多狠。就像他们也不知道，我的分数单，

可能从一开始就出了问题。但我那时候没证据。一个山沟里的穷学生，拿什么去跟命运叫板？

我只能认。到了北京，我才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我拿着自己写的一沓简历，

去新东方应聘。人家HR扫了我一眼，问：“哪个大学毕业的？”我说：“高中。”他笑了，

把简历还给我。“小姑娘，我们这儿，扫厕所的都是本科。”我从那栋亮晶晶的大楼里出来，

看着马路上跑的汽车，觉得心口堵得慌。没学历，就没资格站上讲台。

这是北京给我上的第一课。我没钱住旅馆，租了个地下室，一个月八十。房间里一股霉味儿，

墙壁上湿漉漉的，还能看见蟑螂爬。我白天出去打零工，发传单，端盘子，

什么脏活累活都干。晚上回来，就着一碗泡面，我看从旧书摊淘来的师范教材。我不信邪。

既然大机构不要我，我就去小的。我跑遍了北京城里所有叫得上名号的培训班。最后，

在五道口一个犄角旮旯里，一个叫“启明星”的小作坊收了我。老板是个戴眼镜的中年男人，

看了我试讲的半节课，点点头。“行，你留下吧。”“没底薪，按课时费算。一个学生，

提成十块。”我鞠了个躬。“谢谢老板。”那一刻，我感觉自己那口气，又活过来了。

我不知道，这只是一个开始。真正的战场，比我想象的，要残酷一百倍。2.讲台上的刀，

削铁如泥“启明星”就是个草台班子。拢共三个老师，算上我。

学生也都是附近大学城的子弟，或者外来务工人员的孩子，基础差得一塌糊涂。

另外两个老师，一个教英语，一个教数学，都是混日子的。上课念PPT，下课就走人。

只有我，教语文，像个傻子一样拼命。我没学历，这是我的死穴。要想在这儿站住脚，

我只能靠本事。我讲课，不照本宣科。我把枯燥的古文，编成顺口溜，讲成故事。

我带着孩子们在教室里演《鸿门宴》，让那个最调皮的男生演樊哙，扛着拖把就冲进来了。

全班笑得前仰后合。下课了，他们还围着我，叽叽喳喳地问：“老师，下节课我们演什么？

”我发现，我天生就是干这个的料。站在讲台上，我脑子就转得飞快。再难的知识点，

到我嘴里，都能变成最简单、最有趣的东西。我的课，没人睡觉，没人走神。一个月后，

我的班从最初的五个人，变成了二十个人。两个月后，变成了五十个。

家长们开始口耳相传：“五道口那个‘启明星’，有个姓程的老师，教得神了。

”老板的眼镜片后面，眼睛笑成了一条缝。他主动给我涨了课时费。一个学生，五十。

我第一次拿到工资的时候，捏着那沓厚厚的钞票，在地下室里哭了。我把一半寄回家，

剩下的，给自己报了个成人自考。我需要一个文凭。不是为了证明什么，

只是为了堵住那些人的嘴。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去。我从地下室搬了出来，

租了个带窗户的小单间。我的学生越来越多，名气也越来越大。甚至有一些大机构，

开始派人来挖我。开出的条件，是“启明星”的十倍。我都没去。

老板在我最难的时候收留了我，这份情，我记着。而且，我心里清楚。在小池塘里当条大鱼，

远比去大江大河里当条小虾米，要来得安稳。我开始攒钱，想着在北京买个小小的落脚地。

那段时间，是我人生中最纯粹，也最快乐的日子。每天想的，就是怎么把课教好。

直到张建斌的出现。他是我的一个学生的家长，叫张烁。一个挺内向的男孩，

作文写得一塌糊涂。我给他开了小灶，没收钱。两个月后，张烁的作文在区里拿了奖。

张建斌为了感谢我，非要请我吃饭。他是个北京土著，离异，自己带着孩子。

在一家国企上班，不咸不淡地混着。人很实在，话不多。他看我的眼神，

带着一种我说不出的东西。有欣赏，有同情，还有一点点……爱慕。说实话，我对他没感觉。

我那时候一门心思都在工作上，没想过这些。但他追得很执着。每天下课，

都开车在我楼下等我。风雨无阻。给我送饭，送衣服，帮我修坏掉的水龙头。

周围的人都劝我。“程意，建斌人不错。”“你一个外地姑娘，在北京漂着，不容易。

有个家，比什么都强。”“他有北京户口，还有两套房。你图什么啊？”我心里跟明镜似的。

我图一个安稳。图一个能让我喘口气的壳。二十五岁那年，我嫁给了张建斌。婚礼很简单，

只请了双方的亲戚。我穿着红色的旗袍，看着镜子里的自己，觉得有点陌生。我不知道，

这个决定是对是错。但我知道，我太累了。我想歇一歇了。3.一地鸡毛，

和一张离婚证婚后的生活，平淡得像一杯白开水。张建斌对我不错，工资卡上交，

家务活也抢着干。他妈，我婆婆，对我这个外地媳妇，始终有点看不上。嫌我学历低，

嫌我家是农村的。但看在张建斌的面子上，也没怎么为难我。一年后，我儿子出生了。

有了孩子，家里一下子热闹起来。我把重心慢慢从工作上，移到了家庭。

我不再一天上八节课，而是减到四节。我想当个好妈妈，好妻子。我以为，这样的日子，

会一直过下去。直到那场风暴的来临。二零二一年，“双减”政策出台了。整个教培行业，

一夜之间，天翻地覆。“启明星”这样的机构，是第一批被冲击的。老板苦着脸，

把我们几个老员工叫到一起开会。“完了，全完了。”“不让补课了，咱们都得失业。

”我看着他一夜之间白了的头发，心里也不是滋味。但我没那么绝望。凭我的本事，

到哪儿都能混口饭吃。大不了，我去做家教，一对一。可我没想到，张建斌和我的想法，

完全不一样。那天晚上，他跟我说：“程意，别干了。”“政策都下来了，你还折腾什么？

”“在家好好带孩子，我养你。”我看着他，觉得有点可笑。“我为什么要你养？

”“我有手有脚，我能自己挣钱。”他皱起了眉头。“你怎么就不明白呢？

现在不是你能不能挣钱的问题。是国家不让了！”“你就不能安分一点，

像个普通的女人一样，在家相夫教子吗？”“普通的女人？”我重复着这几个字，

心一点点冷下去。我们吵了起来。这是我们结婚以来，吵得最凶的一次。我这才发现，

我们俩，根本就不是一路人。他要的，是一个安稳的、没有风浪的港湾。而我，

是一艘永远不可能停下来的船。我的根，在讲台上。不在厨房里。那次争吵之后，

我们开始了冷战。他不再主动跟我说话。我也不想理他。家里气氛压抑得可怕。

婆婆更是天天指桑骂槐。“就是有些女人，天生就不是过日子的命。

”“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非要出去抛头露面。”我听着，一句话也不反驳。我只是在心里，

默默地做着我的决定。一个月后，我向张建斌提出了离婚。他愣住了，一脸不敢相信。

“为什么？”“程意，我们有孩子了。”我看着他，语气很平静。“张建斌，我们不合适。

”“强扭的瓜不甜。放过我，也放过你自己。”他沉默了很久，最后点了点头。

“房子和存款，都给你和孩子。”“我净身出户。”我摇了摇头。“房子是你的婚前财产，

我不要。”“存款一人一半，这是我应得的。”“孩子归我。你可以随时来看他。

”我把话说得很清楚，不带一丝感情。张建斌看着我，眼神很复杂。“程意，

你是不是从来……就没爱过我？”我没回答。有些问题，答案太伤人。我们很快就办了手续。

从民政局出来，拿着那本绿色的离婚证，我没有哭。我只是觉得，浑身轻松。在北京十年，

我像个陀螺一样转。最后，除了一个儿子，什么都没剩下。我抱着孩子，

坐在回老家的火车上。窗外的风景，和十年前来的时候，一模一样。我对自己说，程意，

你又回到起点了。没什么大不了的。4.尘封的光荣榜，诡异的同名人回到老家县城，

一切都慢了下来。我妈抱着我，哭得稀里哗啦。“我苦命的闺女啊，怎么就走到这一步了。

”我爸还是蹲在院子里抽烟，但这次，他没骂我。只是叹了口气说：“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我在家休整了一个月。每天就是陪陪儿子，帮我妈做做饭。但骨子里的那股劲儿，还在。

我不可能就这么闲一辈子。我开始打听县城里的培训机构。这个小地方，

教培行业远没有北京那么卷。我凭着在北京积累的经验和名气，

很快就在一家叫“文博教育”的机构找到了工作。薪水不高，但足够我养活自己和儿子。

我又回到了讲台上。面对着一群口音和自己一模一样的孩子，我有一种奇特的归属感。

日子好像又回到了正轨。如果不是那次同学聚会，我可能永远都不会发现那个秘密。

高三的班长组织了毕业二十周年聚会。我去了。见到了很多熟悉又陌生的面孔。大家聊着天，

说着这些年的变化。有人问我：“程意，你不是考上省师范大学了吗？怎么没去当老师啊？

”我愣了一下。“我没考上啊。”那个同学也愣了。“不可能啊！当年学校门口的光荣榜上，

我亲眼看见你的名字了！县状元，程意！”另一个人也附和：“对对对，我也看见了！

红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我的脑子“嗡”的一声。光荣榜？县状元？这些词，

像一把把锤子，砸在我的心上。我强压着心里的震惊，笑了笑。“你们肯定记错了。

要是我考上了，我能不去读吗？”大家看我这么说，也就没再坚持。但那颗怀疑的种子，

在我心里，种下了。聚会结束后，我没回家。我鬼使神差地，走到了我的母校，县一中门口。

晚上，学校大门锁着。我顺着墙根，走到了宣传栏的位置。那里已经换上了新的光荣榜，

贴着这一届考上名校的学生照片。二十年了，当年的那张红纸，早就没了踪影。

但我还是不死心。第二天，我请了假，又去了学校。我找到了当年的档案室。

跟管档案的老师傅磨了半天，他才同意让我进去查当年的资料。档案室里一股陈旧的纸张味。

我翻着一摞摞发黄的学生名册和成绩单。终于，我找到了。一九九八年，高三一班，

毕业生名册。我的名字，程意，后面清清楚楚地写着：高考总分685分，

录取院校：省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系。全县第一。我拿着那张纸，手抖得厉害。我没记错。

他们也没记错。我就是当年的县状元。可那封录取通知书，我从来没收到过。我的分数，

又是怎么变成那可笑的五百多分的？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就在这时，

我听见档案室门口，有人在说话。“柳老师，您找什么呢？”“哦，我来查点资料。对了，

咱们学校是不是有个新来的语文老师，也叫程意？”“是啊，教得可好了。怎么了？

”“没什么，就问问。”这个声音……有点耳熟。我从档案架后面，悄悄探出头。

一个穿着连衣裙的女人，正站在门口，和档案室的老师傅聊天。那张脸，我一辈子都忘不了。

我的高中同学，柳霏。当年我们班的文艺委员，长得挺漂亮，但成绩一直中不溜。

她怎么会在这里当老师？而且，她为什么要问起我？一个可怕的念头，像闪电一样，

击中了我的大脑。柳霏……柳老师……我冲了出去，拦在她面前。“柳霏！”她看到我，

先是一愣，随即脸上露出一丝不自然的惊慌。“程意？你怎么在这儿？

”我死死地盯着她的眼睛。“我应该问你，你为什么会在这儿当老师？”“还有，当年，

我的录取通知书，到底去了哪里？”5.副县长的女儿，和一通打往北京的电话柳霏的脸，

瞬间白了。她眼神躲闪，不敢看我。“你说什么……我听不懂。”“你考没考上大学，

跟我有什么关系？”她想绕开我走。我一把抓住了她的胳膊。我的力气，可能有点大。

“听不懂？”“那我换个问法。柳霏，你当年高考，考了多少分？”她的嘴唇哆嗦着，

一个字也说不出来。周围已经有路过的老师，朝我们这边看了。她用力甩开我的手，

压低了声音。“程意，你别在这儿发疯！”“有什么事，我们出去说。

”她把我拉到了学校后的小树林里。四下无人。她终于不再伪装了。

脸上带着一种居高临下的嘲弄。“行，程意，既然你都查到了，我也不瞒你了。”“没错，

当年是我爸，帮你‘安排’了一下。”“你的通知书，在我这儿。你的学籍，也被我用了。

”我听着，浑身的血都凉了。“为什么？”“我和你无冤无仇，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她冷笑了一声。“无冤无仇？”“程意，你是不是忘了，你当年是怎么抢走我的位置的？

”“全县的作文竞赛，凭什么你第一，我第二？”“学校的优秀学生干部，凭什么给你，

不给我？”“你什么都比我强，什么都压我一头！我就是不服！”我简直觉得荒谬。

就因为这些可笑的嫉妒，她就毁了我的一生？“你爸是谁？”我冷冷地问。

她脸上露出了得意的神色。“我爸，柳振邦。当年是县教育局的局长。”“现在，

是咱们县的副县长。”“程意，我劝你，别不识好歹。”“事情过去二十年了，你没证据。

就算有，你斗得过我爸吗？”“我现在给你个机会。你从学校辞职，离开这个县城。

我可以给你一笔钱，十万，够不够？”“拿着钱，安安分分地过你的日子去。

不然的话……”她没说下去，但那威胁的意味，再明显不过。

我看着她那张因为嚣张而扭曲的脸，心里反而平静了下来。没有愤怒，没有不甘。

只有一片冰冷的杀意。我笑了。“十万？”“柳霏，你觉得，我这被偷走的二十年人生，

就值十万？”“你等着。”我丢下这三个字，转身就走。我没回培训班，也没回家。

我找了个公共电话亭。从钱包的最深处，翻出了一张名片。名片已经有点旧了，

但上面的字还很清晰。顾昭。后面跟着一串手机号码。这是我还在北京时，一个学生的家长。

一个很特别的家长。他儿子在我这儿补了三年课，从没及格过，变成了年级前十。

他对我很客气，甚至可以说是尊敬。有一次，他来接孩子，开的是一辆挂着军牌的奥迪。

我当时没多想。只是在我要离开北京前，他找到我，给了我这张名片。他说：“程老师，

以后有任何解决不了的麻烦，打这个电话。”“任何麻烦，都可以。”当时，

我以为这只是一句客套话。现在，它成了我唯一的救命稻草。我拨通了那个号码。